本文發表於<<人籟論辨月刊>>十一月號

 

        當我們的身體遭遇傷害時,可以透過治療和訓練來恢復功能但是,當心靈受損時,卻很難找到復健機構來提供協助。這兩者之間,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異?


        關於「復健」,人們腦海裡面首先浮現的往往是醫院裡的復健科,緊接著便可能想到中風病人、因車禍或職業傷害等各種外力所產生的肢體殘障者。以車禍失去一條腿為例,即便裝上義肢,也需經過漫長的訓練才能邁開自己的步伐,努力恢復以往的生活。在醫學上對於復健的定義十分簡單清楚──找回失去的能力。

  

     由此定義出發,大家時常將「復健」或「社區復健」視為受創身體恢復功能的訓練中心;然而,鮮為人知的「社區復健」其實並不負責身體復健,而是專司精神或心理復健工作,儘管台灣得社區復健概念與機制已經推動十數年,但仍然被一般民眾所忽略或誤解。


        在精神心靈的病症上,「復健」其實也具同樣意義,有精神與情緒問題的患者也會失去生活功能,例如不會刷牙、不敢出門買東西、沒有能力打扮自己等等,這些問題不只發生在精神分裂症,也發生在憂鬱症或社交焦慮症等其他病症上。在此狀況下,有些心理復健的必要療程就是要求個案去超商買件東西回來,如同失去一條腿那樣,如果無法照顧自己就無法獨自生存,只要有人因傷因病不能工作,我們所需負擔的社會成本便會增加。如果身體受傷可以理所當然地接受治療,為何心理的傷害不能呢?為何這些為情緒或精神所苦的人們,必須躲躲藏藏地去看精神科?甚至躲在家裡不敢出門?

 

        在這個精神疾病倍受污名化的社會裡,作奸犯科的人或許還更容易自我承認。為何這些精神病患需要在心靈痛苦之外,承擔多餘的社會壓力?我們可以為這些生病的人做些什麼?從強制住院到門診、從急性發作到最終的療養院之間,這些接軌的機制何在?

 

        筆者為此拜訪了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周立修醫師,與「臺北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新莊工作坊方翠君主任,試圖在混沌的社會心靈地圖上點畫出些許線索,期待有心人可以嘗試以不同角度,重新檢視周邊被我們忽視的種種人生戲碼。

 

        新莊工作坊設置於新北市新莊景德路,直到2009年之前的整整六年,這條路上都被社區鄰居掛滿抗議的白布條,方翠君主任無奈地指引著當年懸掛白布條的區域,因為大家都不希望有個「瘋人院」設置在自家附近,唯恐出門就會隨時撞見拿刀攻擊自己的精神病患。

 

        然而,在這些抗議的群眾當中,有誰真正理解過「社區復健中心」所照護的病友?臺北縣康復之友協會是一群精障者家屬組成的民間組織,他們所看護的是被社會大眾遺棄的邊緣人群。新莊工作坊所收的學員有八成為精神分裂症病友,方翠君主任表示,精障者多半都瞭解到這樣的疾病幾難完全痊癒,因為每一次發病都會對大腦產生不可逆的重大傷害,因此患者急性發作住院和出院之後,亟需後續的復健,如果沒有中間這段接軌的復健工作,精神分裂症病友極可能從醫院出來之後就直接住進狀況最差的療養院。

 

        而社區復健正可作為兩者之間的橋樑,透過為期一年到一年半的生活訓練、人際訓練與工作訓練課程減緩病友的功能退化協助病友和社會維持一定程度的接觸,終極目標則是希望讓這些病友可以回到社區甚至重返職場。儘管大部分精神分裂症病友可以從事的都是勞力工作,例如動作重複簡易的工廠作業員,但也有病友成功從事文職工作長達兩年,至今仍然在職。


        這並不是奇蹟,只是我們往往不曾理解精障者的病程,甚至可能抗拒去理解。方翠君主任表示任何疾病都可分成急性發作期、緩減期和復健期。以她任職的工作坊的經驗為例,長達六年不斷被抗議的真相是:需要擔心的其實是防範這類精障者傷害自己,而非擔心他們傷害誠惶誠恐的社區鄰居。如果這個社會可以多點慈悲的心情來嘗試聆聽,便會發現某些精神分裂症病友自第一次發病後,幻覺和幻聽便如影隨形地伴其一生。而當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時,伴隨的幻聽通常會譴責病友的無能,甚至會要他/她打開窗戶跳下去!很多病友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去了生命。

 

        而我們有時在路上看見有人不斷喃喃自語,這是病友的幻聽出現責罵他的狀況,病友會反駁,或是回答幻聽所問的問題,因而會形成對話。儘管這些幻覺終其一生不會消失,但經過治療與復健之後,有相當比例的病友有能力辨識那是自己的幻聽,可以不再被牽著鼻子走或是被干擾

 

        一般而言,心靈上的疾病容易給予社會大眾或身邊的人一種羞恥的錯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周立修醫師表示,由於名稱上的扭曲,容易造成很大的誤解。他曾遇過有位精神分裂症病患的母親問他:「我女兒的大腦何時可以合起來?」而事實上,我們本來就有左右大腦,是病人的母親以為精神分裂症就是大腦裂開,只要合起來就會痊癒。聽起來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其間充滿著精神科數十年來的無奈。


        精神科病患對家庭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想像的。就精神科案例中占大宗的憂鬱症而言,一般人往往誤以為只要「憂鬱」就可稱為憂鬱症。但事實上,憂鬱症不但是心情的改變,在生理上也會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最典型的病徵會覺得自己像是洩了氣的氣球那樣,早上起床、到了中午就已成為沒電的燈泡,有的人胃口或睡眠習慣改變,有的人甚至性功能也產生變化。而這些變化,的確會造成家人的困擾。

 

        面對這些憂鬱症患者,其家人和朋友若主觀認定這根本就不是病,只是個案自己想不開,甚而直接向病患表達:「只是你自己想太多,想開一點就好了,走出去就不會胡思亂想,就會沒事」等等,可能會造成更不良的影響。因為這些言語事實上極具殺傷力──憂鬱症患者正是因為想不開、走不出去才會窩在家裡,形同自我囚禁儘管他們努力想走出去,但就是無能做到。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鼓勵他的言詞只會形成更大的壓力。

 

        與其說這些不該說的話,周立修醫師建議家屬不妨鼓勵病患,這只是心靈上的感冒,所以也需要去看診。由內科的觀點來看,即便只是感冒,不處理也可能併發肺炎、甚至有死亡的可能。憂鬱症亦無不同,一般的憂鬱症可以經過處理而改善,儘管不能否認有些人會變成嚴重的重度憂鬱症,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放任憂鬱症的病徵不處理或是拖延處理,那麼情況必然會惡化。


        通常憂鬱症一次的發作期是六到十三個月,許多憂鬱症病患在藥物治療一個月後由於明顯改善就自動停藥和治療,於是很快出現惡化症狀,病患常誤以為這是復發,但實際上是病程尚未結束,他們只是因為症狀被藥物壓制而產生已經痊癒的錯覺。

 

        面對這些病患精神科醫師有時會告訴他們,自動停藥的後果就像重感冒吃的抗生素一樣,若沒有吃完整個療程便會產生抗藥性。然而,沒有人需要吃一年的抗生素,所以相對而言,吃一整年的藥的確讓人難以接受。此外周立修醫師也表示,臨床上常常出現兩類極端一類很愛吃藥,另一類則抗拒吃藥。第一種人把藥當作安慰劑,第二種則把抗憂鬱劑視為自己有問題的象徵,是一種污名和恥辱,他們心中往往不斷出現同樣的念頭:「我吃代表我有障礙,我有憂鬱症。」然而,這兩類極端類型的出現其來有自,背後隱含的都是成長經驗累積而來的觀念相對的,要改變這樣的想法自然也必須花費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照顧的不只是個案,還包括家屬的衛教。」周立修醫師表示,「因為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家人勸個案不要吃藥,所以我們希望家屬有時也可以一起來門診。若家屬沒空來,我們就會在假日或晚上舉辦家屬聯誼會,有小型演講、家屬現身說法醫師、護士、治療師都在現場可以一起參與討論。」

 

        憂鬱症病友除了用藥之外,也需要心理治療然而醫院的健保心理治療需要排隊,病患常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期間有太多不可操控的變數,使得許多問題無法即時處理。心理治療是如此重要,但資源卻這般侷限,彷彿心理治療只是有錢人的專利有鑑於此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便採用主動出擊的方式,在社區裡進行快速篩檢,將問卷輸入電腦便可計算分數,顯示現有的心理狀況,並依此建議是否需及早就醫,以提升治療的效果。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也有心理醫師團隊在網路上執行免費的心靈診所。然而,如此單一醫院的付出永遠都是不足的,也由於貧富差距漸漸擴大,精神科醫師普遍希望國家多投入一些資源,避免讓心理治療成為專屬富人的服務與治療,以達到全民健康照護下真正的美麗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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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又熙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