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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常懷疑作者每一本書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影子，或是周邊人的身影，特別是如果寫的主題跟作者身家背景相關的時候更容易引起懷疑。
當我寫白色恐怖的故事時，由於我自己就是受難者家屬，所以刻意地避免把自己寫入，但是走過那段歷史的人，其實感受都頗為相似。
許多聽過我講白色故事演講的人或在《向著光飛去》的分享會上都有聽過我的一則小故事：小五的時候，曾經被訓導主任叫到升旗台上去，當眾羞辱並宣稱我即是江洋大盜（當時對政治犯的通稱）某某人的女兒，並且就讀在五年某班。
那個年代沒有少子化的問題，一間國小操場可以站滿滿的學生，全部的人都對著我指指點點並且叫囂，那時候我大概幾乎是進入了解離的狀況，像困在玻璃魚缸裡的魚，看得見魚缸外眾人慨然表情與動作，卻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知道周圍發生什麼事情，直到訓導主任推我一把叫我下台，此後展開了我常跟別班男生打架的歲月。
昨天上課的時候，老教授突然問國小四五年級的時候，妳的第一篇「我的志願」寫了什麼？
我突然答不出來，腦袋一片空白，怎麼我有寫過「我的志願」嗎？
肯定我小四小五的時候大概也沒說過我想要當作家之類的，但肯定也不會是要當老師，那我到底寫了什麼？怎麼都想不起來？
突然才發覺，當然想不起來，因為白色恐怖的緣故，其實我的童年記憶很少，想得起的事件恐怕連十隻手指頭都會有剩，特別是被推上台後，我的學校生涯就是忙著跟別班男生打架，哪裡會有其他記憶呢？
白色恐怖的記憶裡，很少人談及家屬，即便有，也是附屬在受難者長輩身份下，缺乏自己的主體性，2017年的時候，決心要寫一部非典型的，以白色恐怖第二代女性的感情故事為軸線，試圖讓閱讀者看見那個年代的影響之深，連我們以為毫無關連的人其實都深受其害。
昨天答不出老教授最簡單的問題，卻引我想起自己在2017年的書，可能也是因為我剛完成二部曲，總是沉澱在這樣的情緒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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